疫情非常时期一个不能回家过年的武汉人的记录
疫情非常时期一个不能回家过年的武汉人的记录
01. 如果你在武汉，你会怎么做？
焦虑了好多天，虽然不做记者很久了，但还是觉得这一刻应该写点什么。
我是湖北人，一个家在武汉，家乡在恩施的湖北人。
原本我的过年计划是这样：从北京回武汉跟家人团聚，然后从武汉去上海见朋友，然后再从上海回北京。因为疫情，我改了所有行程。说服家人戴口罩，改签机票、退票。最后，劝服全家人在湖北恩施过年。
大年29，在焦虑中醒来，武汉封城。
收到了很多朋友的微信关怀。其中上海的一位朋友发微信给我：“早上看到武汉的消息，很难过。恩施还好吗，莫名的担心和难过，望一切好。”
和无数人一样，我也陷入了恐慌。随之而来的是散落在互联网上的各种真真假假的信息。还夹杂了各种各样关于逃离武汉的谩骂和愤怒。
在灾难面前，公众的情绪，人性的复杂，都在被无限放大。我跟朋友说，其实我也可以理解这种警惕的心情。如果我看到从武汉过来的人，我可能也会紧张。
然而，当我知道有人把武汉返乡人员的信息直接放上网络。很多从武汉返乡的工作者、大学生都收到了当地社区的电话或者填写了一些与个人信息有关的调查表。然而他们的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相关的个人隐私却堂而皇之地在朋友圈、微信群当中传播，简直是目瞪口呆。恶意传播病毒是一种违法行为，恶意传播他人隐私也是一种违法行为。
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巨大的疫情灾难中，面对如此复杂和多元的舆论环境。每个人每天都在面对无比纷乱庞杂的信息，很多的谣言，很多的观点。有人焦虑恐慌，有人苦中作乐，每个人都被卷入这场巨大的风暴之中，卷入这个不平凡的2020年春节。
这是我刷到的很喜欢的一段话：
“原子化的社会里，公众缺乏自我组织的经验，也不了解封闭体质的运作逻辑。唯一的公共空间，社交媒体，本质是碎片化的情绪媒体。捐款捐物是同情、愤怒、无力等情绪感召下的仅有的行动空间。”
前几天我是真的非常丧，也很惶恐。此刻，我所在城市，也封城了。机场也关闭了，暂时我也回不了北京。但是在繁琐的信息中，也看到了互联网和科技进步带给我们的一些好的改变。我劝我爸不要一直刷疫情的新闻，要适当脱离出来，做一些别的事情。就算不想脱离，也可以看看相关的纪录片和电影，有一些更加深度的思考。多一些思考，少一些过激言论和群体情绪。
昨天我在B站上看完了纪录片《非典十年祭》。看完之后，我反而没有那么紧张焦虑了。因为恐惧是源于不了解。推荐大家都去看看，看完或许你就没那么恐惧了。当然警惕和防护是一定要有的。
《非典十年祭》片末的一段话，来自加缪的《鼠疫》：“人类能在这场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
02.
我们毫无例外，都只是这样的普通人——在灾难面前，束手无策人类的悲喜很难相通，在千里之外隔着屏幕，永远感受不到他人切实的痛苦。
我们看到倩倩的故事，看到《妈妈在武汉隔离病房去世》，潸然泪下，却依然无法如当事人那般感同身受。
我们都只是想要保护家人却又忍不住崩溃，脆弱到假装硬撑，还要接受残忍现实的普通人。
“我们的傲慢，总让自己觉得我们这一代更聪明，更善良，能做得更好，但实际上并没有。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这一代人的失望。”
三年半前，我曾采访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是她在采访中说过的一段话。
以前觉得这段话充满智慧，而此刻，无比贴切。
这位白俄罗斯女作家曾出版多部关于切尔诺贝利事件的书籍。
1986年4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成为世界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
昨天，看完了HBO去年出的新剧《切尔诺贝利》。
灾难过去，我们讨论获得了哪些警示，我们希望引以为戒，我们创造无数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希望可以从此避免灾难。
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看着循环往复的风景，人间上演着一再重演的悲剧。
“谎言的代价是什么？
并不是它会被错当成真相。
真正的危险是，如果我们听了太多的谎言，会再无法分辨出真相，到时我们要怎么办？只能抛弃追寻真相的希望，而满足于编造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我们不关心英雄是谁，只想知道，该责怪谁。
在这则故事里，安纳托利·迪亚特洛夫被怪罪，他是最佳选择，他是个自大讨厌的人，他是那晚的负责人，是他下了令，而且他没有朋友。”
开篇就是一段“谎言的代价”。
我讨厌悲剧，却热衷于悲剧的力量，因为它深刻，引人深思，振聋发聩。
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如此高强度、高密度将自己暴露在集体性的恐惧和悲伤之中，当然有人离灾害近一些，有人远一些。
我们从未像此刻这般，感受到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紧密，以及脆弱与渺小。
无论是加缪在《鼠疫》中的描述，还是在切尔诺比利事件中丧生的普通人，都没有变成最后惨痛的历史，而我们本身就在经历一段历史。
人类的情感，大约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测的变量。《切尔诺贝利》剧照。
03. 病毒的凶险，也在检验人性
美国学校写给家长关于冠状病毒的信，信中的最后提到这样一段话：
“每个人都有可能生病，所以请不要孤立中国人，也不要孤立和中国有联系的人。不要歧视病人，因为这样只会让病人因自己的病而感到羞耻，这种行为会让他们隐瞒自己的病情，而拒绝去保护其他人。我们要对抗的是病毒，而不是中国人。情况越危急，我们越要冷静，人性，团结。”
在微博上看到这样的一段话：
“新冠病毒肆虐，中国人吃蝙蝠的视频在推特上疯传……作为中国人，你慌了。你特别想把自己撇清，特别想告诉那些可能会误解你的人：‘我是中国人，可我从来不吃野生动物啊！’
当一些人对你避之不及的时候，你突然看到有人在推特上发了一段话：‘是冠状病毒在杀害中国人，不是中国的病毒在威胁西方。病毒无国界。请注意用词。’头一次，你觉得，政治正确真好啊。
只有当你自己变成弱者的时候，你才意识到：政治正确多么重要。”
今天你歧视同性恋、歧视有色种族、歧视女人，歧视你认为一切不合理的，明天你就是不合理的一个。
谁会想到，有一天，就因为他是武汉人，可能流落街头，万人躲避。
同样的，武汉人不是病毒，只是倒霉版的你。
04. 谎言的代价是什么？
大三的寒假，我在《长江商报》实习。为了快速提升职业技能，主动申请了机动部。那个冬天，我在充斥着自杀和火灾的民生新闻里度过。我一边写稿，一边质疑自己的新闻理想。
记得我离开办公室的那一天，我对带我的媒体老师说，以后我可能不会做这一类的记者。我觉得自己太敏感，太容易共情。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做媒体，我可能会去杂志吧。
老师问，哪一类的呢？我说，可能是生活方式吧。
很多年后，我想做的，都一一做了。不过，媒体早也不是那个媒体。
最近频密地将自己暴露在恐慌现实之中，又想起了这一段实习往事。
我做了一个逃兵，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对抗如此频繁的灾害，没有办法置身其中，依旧泰然处之。
看到一段对“恐慌”的分析很有趣：
“恐慌是个很有意思的词，恐而理性会让人有危机意识，慌而失智会让群体失序。”
很多朋友关心我，让我多刷刷朋友圈，让他们知道我还好。(我朋友圈刷的也是够多了。)也有朋友问我，口罩够不够？
老板说我回北京，如果我被隔离起来，会给我送饭。
还有朋友跟我分享他们的焦虑和担忧。我会告诉他们：这是替代性创伤。
我们能做的非常少，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救助。比如前几天我帮忙对接了本地医护人员的饿了么点餐。虽然医院最后自己解决了，也没帮上忙。
可以少刷一点疫情新闻，即使刷朋友圈，也可以集中刷，然后放下手机，去看电影、看书、看剧、去陪伴家人。
难得回家一趟，要珍惜与家人待在一起的时光。
我每天被我妈疯狂投喂各种食物。每个有阳光的午后，会和我爸去山里遛狗。
仔细想想，这是工作以后，第一次与父母同在一个屋檐下，待这么长时间。
这是一段难熬的时光。对每个人来说都一样。而且疫情过去以后的日子，也不见得会轻松。
我依然选择做一个悲观主义者，做最坏的打算，全力以赴度过每一天。
《切尔诺贝利》的片末，有这样一段独白：
当科学家就应该要天真，我们一心寻找真相。
压根没想到，没几个人希望我们有所获。
但真相一直都在，无论我们是否看到，或选择是否看到。
真相不在乎，我们的需求和欲望，真相不在乎政府、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它会一直安静守候。
最后，这就是切尔诺贝利的礼物。
我曾经害怕真相的代价。而我现在只会问：谎言的代价是什么？
豆瓣的高赞评论：任何一次与核相关的事故，所带来的后果都会作用于全人类；而任何一个舍弃个人利益对这些事故进行救援的人，都是全人类的英雄。
但愿我们付出生命代价所历经的悲剧，能换来全人类的理性反思，而不是再一次的牺牲与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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